悼文和追述

董怀允，男，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讲师，系教学秘书，公共数学教研室主任。1966 年 6 月后遭到大字报攻击并被划入“有问题的人”类别中“劳动改造”。董怀允在 1967 年 7 月 28 日上吊自杀。当时年龄 40 岁左右。

董怀允在 1966 年 6 月中就成了“有问题”的人。那是因为在 1964 年的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受到攻击，可是北大的“社教”不久以后翻过来了，他很高兴了一阵。到了文革又翻了过去，而且北大的“社教”的反复被说成是“1965 年发生的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人民日报》1966 年 6 月 5 日社论）。这样，董怀允又成为“有问题”的人。

1966 年 6 月 18 日，北京大学发生了大规模的对所谓“黑帮”的暴力性攻击。董怀允目睹了殴打、罚跪与戴高帽子等等行为之后，曾与同室居住的人说，他身体不好，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恐怕难以承受这样的事。董怀允的家在城里，他在北大单身宿舍有一个床位。

1966 年 7 月初，领导北大文革的工作组指令在各系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数学力学系成立“文革委员会”的时候，工作组不准董怀允参加会议。他和其他一些“有问题”的人被编为一组，被命令去食堂劳动，擦玻璃。当时和他一起被编入“另类”一起在食堂劳动的人中，有同系的丁石荪老师。丁石荪在 1980 年代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1966 年 7 月 26 日晚上，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文革领导人来到北京大学，在全校大会上，宣布“618 事件”是“革命事件”。工作组被撤销。7 月 27日，聂元梓按照江青指示组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同时，也提出建立“劳改队”，把前一阶段已经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放入“劳改队”管理。

1966 年 7 月 28 日，董怀允上吊自杀。他已经目睹“618 事件”，他了解到了毛泽东要的就是那种式样的暴力攻击，“劳改队”马上就要建立，他不愿意在“劳改队”中受侮辱与损害。于是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实际上，一个星期之后，北大英语教授吴兴华就在“劳改”中被强迫喝了有化学品的污水而当天死亡，44 岁。吴兴华死后还被解剖尸体以证实他是自杀，为了“对抗文革”。

北大数学力学系主任段学复教授，是著名数学家。他动过癌症手术，而且高度近视。他被强迫抠干净厕所墙上的尿碱，他得几乎把脸贴在墙上面，才能看清楚。

在 1968 年，北大数学力学系还有三名教员遭到迫害而自杀，还有一位教员被折磨得精神失常。■

文革恶行祸人伦，

舍生精英多少人。

昆明难没国师体，

未名湖畔悼英魂。

1962年春夏之交，我正在河北省唐山市开滦一中读书，已经到高三下学期，高中三年正当长身体的时候却遭遇到困难时期，吃不饱饭，尽管饥肠辘辘，但还知努力学习，各科成绩都很好，同时担任班上化学课和俄语课两门学科的课代表，也没有特别喜欢的哪门课程。那时很幼稚，消息闭塞，孤陋寡闻，对大学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临近高考报名了，便给当时在北京大学当讲师的二舅写了一封信，（因母亲1955年早逝，所以就很少和在北京的姥姥家联系，这是我给舅舅写的第一封信）告诉舅舅我的学习情况和高考报名的困惑，以及想报考化学学科的想法。很快舅舅就回信了，说根据我的成绩看，报考哪里都可以，如果真的很喜欢化学的话，就报清华的工程化学系，并给我介绍说现在国内力学发展的势头正盛，可以考虑报北大或清华的数学力学系，于是我就遵从舅舅的意见报考了北京大学，被北大数学力学系录取。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又收到了舅舅用毛笔书写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内容就是一些祝贺和鼓励的话，我爷爷看到后说：看看你二舅写的行书多漂亮！只不过当时我还没有那个欣赏水平，并未留意。

临近开学了，从未出过远门的我，只身带着简单的行李，提前几天来到位于东直门内的姥姥家，次日便乘32路来到北大，从西门进来，踏上小石桥，桥下流水潺潺，办公楼迎面而立，雕梁画栋，粉壁朱门，像大殿一样肃穆庄严，楼前草坪上两个汉白玉的华表格外抢眼，华丽、神圣，外文楼和物理北楼分立两厢，一字儿的古典式风格的建筑，典雅的的园林美不胜收，令人目不暇接。从没见过这样美丽的校园，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心想这就是我的学校了，美滋滋的，好兴奋！暑假未尽，人员稀少，循着干干净净的甬路，漫步在修剪的整整齐齐的湛绿的松墙之间，一路走过徳斋，才斋，均斋，备斋，都是大屋顶的古典式建筑，红柱、白墙、格子窗，像宫殿一样，转过一个小亭子的体斋，后边便是健斋了，健斋的风格与德、才、钧、备不同，东西走向，南面正面对北大的标志未名湖。二舅正在健斋102等我。第一次见到二舅感到好亲切呀！小时候虽然和母亲来过姥姥家，但那时毕竟太小，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后来见过舅舅的照片，知道舅舅给家里寄过钱，但是对他的了解还是太少，对舅舅在北大的情况更是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北大的讲师，甚至连讲师是干什么的都不是很清楚，更不用说他在学业上的成就了。学校分配舅舅一个人住在健斋102，室内陈设很简单，东边有一张单人床，西墙下则是两个很大的书架，架上的书摆的满满当当，中间是一张堆着许多书的写字台，紧靠在南面的带有木雕格子的窗子下面，从室内向窗外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绿的草坪，绵延到环湖的水泥路，路的南面就是宽阔秀美的未名湖了，水色潋滟，波光粼粼，微风吹起层层涟漪，阳光下还有些耀眼，景色秀丽优美，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北大的标志性的景色----难忘的未名湖！

1962年国家第一次推出分段录取，宁缺毋滥的招生政策，北大数学力学系62级新生中人才济济，62年北京市数学竞赛的前三名、还有一些省的高考状元，都汇聚到此！学校为我们安排了最强的大师级的教师阵容！冷生明、丁石孙、程庆民……，经历了短暂的兴奋和新鲜感之后，大家都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之中。北大的社团活动很多，我参加了管弦乐队、摩托车队、还要为系学生会办《卫生与健康》的板报，占用时间很多，精力过于分散，影响了学习，大学的课程不像在中学里仅凭小聪明就能对付，所以成绩平平。我家兄弟姐妹多，自幼养成了很强的独立的性格，遇到困难往往是自己想办法克服，根本没想过利用舅舅这层关系，同学们也鲜有人知我舅舅也在系里，他工作很忙，我们甥舅虽然同在北大，其实见面机会并不很多。

记得大一下学期的一个晚上，舅舅买了些京白梨到28斋我的宿舍来看我，恰好被来宿舍辅导我们数学分析的王文娟老师看到，后来王老师问我：唐逸民，你认识“董公”吗？他是我舅舅，哦，……，从老师的问话中我知道舅舅在系里很受人尊重，年纪轻轻就被人尊称为“公”了（对有成就的年纪大些的专家、教授、大师尊称为某某老；年纪轻一些的尊称为某某公，大概这也是北大的习惯吧！）。大二冬季的一天，我去未名湖滑冰，过后我带着滑冰鞋去健斎102看望他，问了问我的生活学习情况，让我少参加一些社团活动，把时间投入到学习上，出乎意料地还和我提起了刚刚开始流行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上起了“政治课”，我很意外，当时的社会上已经开始流行说假话了，令人厌烦的政治学习，大会小会不断，会后要讨论，不得不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甚至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我很反感这些政治学习，犯怵说假话和言不由衷的发言，迫于形势，但也无奈。从最和蔼可亲的做学问的二舅口中听到这些流行语，感到新奇，从此使我对他在亲情之上又增添了一丝敬畏的成分。

二舅出身书香门第，诗书继世，忠厚传家。外祖父蕫轂臣在抗日战争后期曾在河北省唐山市的胥各庄镇中学任过校长，当时杨秀峰（建国初期任高教部长、最高法院院长）也在该校任教员，外祖父得到日本人要抓他的信息，迅速告诉他，使他得以逃遁。外祖父全国解放前夕举家迁到北京，解放后不久便病逝了。外祖母很有趣，虽然没上过学，受外祖父影响，也能认识一些字，还会背唐诗三百首，写简单的信，家中有一本唐诗三百首是被姥姥当作字典来用的，有不会写的字就循着音从那本都快翻烂了的唐诗中找同音字，我来北京前姥姥给我来信告诉我到她那里要乘坐6路“无鬼电车”。母亲是长女，大舅董若允，也是清华大学毕业，因家境不够宽裕，于清华求学前还曾在铁路部门工作过一个时期，毕业后留在清华大学任教，还时常到钱伟长先生家中请教问题，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到太原工学院任教授；二舅读书时很清苦，买不起钢笔就买沾水笔尖，插在高粱杆上再用线绳绑起来代替，但很用功，成绩优异；三舅董冀允，1948年在北京二中读书时加入中共地下党，解放前夕与老姨一起随解放军南下，1953年被派往苏联留学，学习汽车制造，1957年回国被安排在北京汽车厂工作，是检阅红卫兵使用的212吉普车的主要设计记者之一。就是这么一个善良清苦的知识分子家庭，而学问最好又最关心人的还数二舅。

文革了，对我们来说文革来的很突然，1966年初大四下学期，学校派我们以四清工作队员的身份来到四川省资阳县去做农村的四清工作，为时半年，虽然耽误了半年的功课，但也开阔了眼界，受到了磨练。6月1日在返回北京的专列上，听到了关于聂元梓大字报的广播，平时不大关心政治，听到广播也不明就里，不知道大祸即将降临，毁灭性的打击就在眼前！回到学校马上投入运动，学校内成了大字报的海洋，到处是打倒陆平黑帮的大字报，数力系也揪出十个黑帮人物，我很关心舅舅的情况，找遍校园，只见到不多几份关于他的大字报，内容无非就是两条：一条说他是国际饭店会议上反攻倒算的急先锋（国际饭店会议是指1965年北大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的清算北大四清运动中的错误的会议）；二是说他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指责他单独为1956级函数班学习好的七位同学（包括杨乐和张广厚）开小灶（即开设讨论班），给他们“吃偏饭”，培养的都是修正主义苗子。

看过大字报我心里反倒踏实多了！专门批他的大字报不多，且翻来覆去就是这点事，按当时的所谓“罪过”、“民愤”、“问题”的大小排排队，我估计在数力系二舅董怀允的问题得排到三十以外去了。况且在他们那代知识分子之中他的出身还算比较好的！当时有工作组在，所谓“罪过”最重的叫陆平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数力系就有十个黑帮分子，这批人已经被安排到“劳改队”之中监督劳动，不能再参加所谓群众运动了；但随时可能被“革命群众”揪斗和批判。二舅被工作组定为重点人，要求自己回到宿舍去反省交代和揭发问题，并没有被监督劳动，还可以参加会议，与黑帮分子是有很大区别的。根据我参加四川四清工作队的经验，每次搞运动，在运动初期首先要发动群众，揭发问题，大轰大嗡，宁可过火，到运动后期组织处理时就要认真查证落实，相当慎重了，因此我当时就觉得二舅这点事算不了什么，那么善良的人！没事！也就忽略了跟他的交流，也不敢同他说说我的看法，谈谈我四川四清的经验，交交底！他还给我上政治课教训我呢，外甥哪敢开导舅舅呀！这件事上我太迂腐了！有一天晚上在200号（即北大昌平分校）看大字报时正巧碰到二舅，他和我说：我是重点人，别来找我，否则对你影响不好，简单几句，便匆匆离去，没想到竟成永别！当时还毫无察觉！

工作组在学校时还有些秩序，6月18日在北大曾发生了所谓618事件（当日一些激进的组织和个人在38楼前揪斗所谓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并对这些人实施所谓革命的暴力，殴打、体罚、凌辱，手段令人发指），之后对此事的性质争论了很久，对被批判对象实施暴力的程度自此日甚。二舅对此耳闻目睹，曾与人言我可受不了这些！1966年7月26日中央文革在北大召开的大会上突然宣布撤销工作组，次日数力系在学生二食堂召开全体师生大会，选举校文革（文化革命委员会），我们年级的某学生党员主持会议，选举前有人往主席台递条子说黑帮分子不应该给选举权，接着又递了不少条子，并逐条点名，大约点了三十余人的名字，包括董怀允，然后宣布，这些人都不给选举权，立即退场，回去打扫楼道卫生，我没见到他退场，也没引起注意，根本没想到要发生什么事情，太大意了！

第二天晚饭前，班长告诉我董怀允上吊自杀了，遗体早弄走了。怎么可能呢？哪有的事啊，这事怎么也轮不到他呀！我当时就懵了，不知该做些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具体情况无人可问，无人可以倾诉！不知所往，不知何为！欲哭无泪，欲喊无声，无助无奈，天地不应！好像一脚踩空突然跌入万丈深渊，思想停滞了，当天都不知是怎么度过的。

第二天下午三舅来了，带我一起去了健斋102，一进门看到室内一片狼藉，满地的烂纸和书籍，再细看地上还有不少白色的宣纸碎片，上面画的都是墨竹，像是画了不少墨竹又都撕碎了，二舅喜欢竹子，喜欢竹子的性格：未出土时便有节，到凌云处也虚心。所以宁可食无肉，不可室无竹。像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经历了一场激烈的、痛苦的、反复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气节占了上风。

三舅收拾完遗物，剩下一些书籍嘱咐我去海淀卖了，我从中选了几本有二舅字迹的书作纪念：一本是英文原版的拓扑学，扉页上写着“江老赠书，1954”；一本也是英文原版书“Algebre Topology”扉页上也有几行字：“买来天书一本   购于北大岛亭1955，下面还有一行字：破除迷信，并非天书，1956。”；还有厚厚的两本俄文的数学史。余下的装了两提包拿到海淀当废纸卖了。为此我还差点受到批斗，我们年级有两位同学不明真相，贴出大字报，说我继承董的遗产，要揪斗我，幸亏我在班里人缘不错，有班长的护佑，才得以幸免！董离世后，高等数学教研室有男女两位“左派”李某某和戴某某为了表示自己“革命”，大会小会上还在不断痛批“反革命分子董怀允”，试看文化革命把人们的精神扭曲成什么样子！还有一点人性吗？人家已经舍生取义而去，这些苟活的小人为达到个人的卑鄙目的还要糟蹋死去的人，猪狗不如啊！如今这些人也成了教授了，嗨！人啊！世啊！

董怀允走了，他是北大数学力学系在文革中第一个不堪凌辱被迫害而死的教师，对于他的离世，很多人不解，他为何在才华正茂时采用自尽的方式离去，成了一个永久的迷！当然文革中受到迫害、凌辱、迫于当时环境的压力是无可置疑的主要原因！近五十年来我一直在思索、悔恨，是否他过于洁身自好？他是否不堪虐待，不肯受辱，去寻求一片净土？他十九岁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在校学习时品学兼优，毕业后留校任教（清华大学张比先生网文：关于钱伟长先生二三事），1952年院系调整来到北大，很受老一辈数学家的垂爱，江老有赠书、56年与闵嗣鹤，程民德一起翻译了前苏联普里瓦洛夫著的《复变函数引论》，会英、俄、德、日四国语言，55年便开始涉足代数拓扑学的研究……，学问好，人品好，是“又红又专”的典型，年轻有为，历任系教学秘书、高等数学教研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处处受到礼遇和尊重，怎能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文化大革命的凌辱中生存？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保持气节，舍生取义，身上留有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清华的人没有不知道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是否受到他们的影响，步王国维的后尘，去了神圣的天国，寻觅那片净土去了？

我常想，如果我及时地去开导开导他也许能挽救他？但事前没有一点蛛丝马迹，而且他是舅舅啊，总是高高在上地教育人，受到传统教育束缚的我哪敢那！在离他最近的地方却没能挽救他的性命，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一生都在忏悔中度过，悔恨自己的迟钝、大意、和软弱！从此我再也没有心情欣赏未名湖的美景，不愿回北大，不愿再见到未名湖及湖畔健斎102的小窗，未名湖，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下面是郑忠国访问56级同学张顺燕的记录，有的是郑先生的发挥）

唐文中关于黑讨论班问题，我访问了当时黑讨论班的成员，张顺燕。他认为黑讨论班与董先生是没有关系的。当时56级的同学为准备迎接专家外库阿访问，自己组织起来念一些书，自由地组织一个讨论班。当时的政治形势很紧张。有些同学怕受批判，没有参加。例如张广厚，因为他受到留团察看的处分，没有敢参加。还有钟家庆，他说他的父亲是右派，不能参加。开展没有多久，讨论班被迫中止，而且受到批判。

关于董先生被批判的事情，根源在党内。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忽左忽右。在招生政策上，有时候注重业务，有时候注重阶级出身。陆平说过，粗瓷茶碗不能细雕。还有对不及格学生泻肚子，留级等方法处理。学校召开一个国际饭店会议，解决有关政策问题。左派聂元梓称国际饭店会议是反攻倒算。董先生应该参加了国际饭店会议。董先生是陆平一派的。因此文革中是很难受的。

唐文中说的小饭厅的全系大会，我是参加了的。唐说的事也有印象。当时是很紧张的。另外还要补充一点，当天下午，高等数学教研室开会，批判董先生。当时张顺燕自己做记录。认为批判过头。后来由于董先生去世，他把记录销毁。唐文中的李XX是出名的左派。戴XX是一般的积极分子（个人判断）。

关于董先生的业务，是全国有名的。南方是谷超豪和夏道行。北方是丁石孙和董怀允。我们只听说董先生是全国泛函第六。

-摘自2/15/2014郑先生的电子邮件

（下面抄自丁石孙自述年谱，非正式出版物）

我不记得确切时间了，大概是6月份的某一天，学生认为应该回到校本部闹革命，所以决定所有人，包括教员都回本校。我们就坐火车从南口到清华园。数学系学生当天没有地方住。数学系教员单身宿舍在16楼，我们都回家住了。71以后，我们正式回到北大，学生就有地方住了。每天开小组会学习，好像没有什么批判会。7月已正式成立文革领导小组。党委不行了，工作组也给赶跑了。用巴黎公社方式产生了文革领导小组，以聂元梓为首。各系也开会，要成立系文革领导小组。就在开会的时候，宣布我们这些人没有选举权。不能参加群众大会。把我们打发到食堂打扫卫生。我无所谓，早就没有选举权了。觉得去劳动也没有什么关系。就在那天晚上，我的同学董怀允承受不了压力，自杀了。当时是文革初期，死了人还认为是大事。晚上10点钟，通知我们立刻搬行李到18楼去住。我当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这是怕我们也像董怀允一样自杀。我在18楼住了大概1个月的时间。后来有人认为我跟教员住一起太舒服了，又让我搬到学生宿舍去。

-摘自2/15/2014郑先生的电子邮件

   多数学子报考北大都是经过长期苦战，有备而来的。有幸进入北大后，如鱼得水、踌躇满志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对我来说，考入北大可说是一场误会。 

    1952年夏我正读高二，在几个同学怂恿下，一时激动就从印尼跑到北京。到北京后在师大女附中读高三。那是一间颇有名气的中学，班上同学个个都出口成章，唐诗至少都能背几十首，兴趣来时还可以凑出一、两首诗应景。而我当时只会说三脚猫国语，不但发音不准，还词不达意，常常闹出笑话。     

    到报考大学填志愿时，同学们早都有理想的志愿和学校了，唯有我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班主任三番五次地替我分析，同学们也七嘴八舌帮我出主意。最后，大家都觉得我文不行，理还可以，就报数学吧！据他们说，数学语言是具国际性的，中文再差也读得了。学校呢，当然是北大，当时班上同学个个都心头高，非名校不报。就这样，我糊里糊涂地填了志愿，结果居然也糊里糊涂地进了北大数学系。   

    1953年是北大院系调整后第一次大批招生，数学系共招了180多名。不久，我就知道同学中什么人才、天才、怪才都有，其中不乏为全国各省市的高考“状元”，相信像我这样无才之辈是少之又少。比如，不少人在中学都已熟读微积分学（数学基础），而我连微积分是什么都不知道。记得第一次测验，有一个同学不到半堂时间就交卷了，而且答案是小小的一张纸，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下课时还没答完。更可恨的是发卷时，那同学得了五分（满分），而我仅得了三分（及格）。    

    这件事给我很大打击，曾经想过转系或转校。但环顾周围，没有任何人讥笑或歧视我。相反，同学们都热情相助，有问必答。班主任、辅导老师更是谆谆善诱，帮我找出问题所在，教导我应从改进学习方法着手，并帮我订立短期、中期目标。根据我的基础，实事求是地一步一个脚印迎头赶上。这样四年很快就拽过去了。毕业后，我还能继续留校任教。 

    我深深地体会到，北大给予每个人的机会是均等的，只要你自信、努力，一样可以有所得益。开始教书时，我是帮董怀允先生上辅导课。董先生教学一丝不苟，对年轻教师的要求也是极为严格。他每星期都要抽时间听我的辅导课，从怎样提问题，怎样启发、引导学生解决问题，都给以详细指导，甚至于连如何写黑板都要亲自上台示范。奇怪的是每当这个时候，我丝毫没感到羞辱和压力。相反地，感到的是一股暖流从心中流过，全然是一种莫名的感激和有力的鞭策。老师的谆谆教导，在我以后3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是取之不劲用之不竭的知识和财富。 

    此后，“北大”两字的精神内涵一直在庇护着我，使我一生幸运。1973年由于种种原因，我离开工作、生活了20年的北大，拉家带口移居香港。初到香港，人生地不熟，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加上1973年香港大股灾，恒生指数从1700多点跌至130多点。每天打开报纸，破产、的消息比比皆是。原来答应帮忙的朋友见了面都摇头叹气，都说我们来的不是时候。一家人靠我先生打工一个月挣800元糊口。我心急如火，马不停蹄地走访在高校工作的熟人，走遍观塘大街小巷的工厂，希望能找到一份大学助教或工厂会计之类的工作。磨穿了几双鞋，长了一脚鸡眼，结果还是毫无所获。 

    彷徨中，港大教授陈永明的一句话——“你可以到外国去拿一个学位”使我从迷梦中惊醒。我自言自语：“对了，你们要的是一张外国沙纸，我可以去拿。” （编者注：陈永明教授也在文革期间被害致死。1978年北大为董怀允和陈永明合办了追悼会。）

    十几封信寄往英国大学换来了十几份申请表。不久，接到好几所大学的接受函。中国的十年浩劫，外界对中国知识界的评价极差，但他们还是认同北大。在多所院校中我选择了伦敦大学帝国学院，修读数值分析硕士课程。抵校几天，心神未定，信箱中就出现一张便条：“听说你是从中国来的，请于X月X日X点来我办公室一见。”写条者是世界函数论专家，当时在数学系任教的专家海曼教授。一见面他就问：“你是北大的？”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好象要从我的身上望穿北大。他是德国犹太人，英语不正宗，以我的英语水平，很难听懂他的话。他很懂得迁就我，他慢慢问，也让我慢慢答。凡是与北大有关系的事他都有兴趣，以后屡次见面，谈话中心都离不开北大。以北大为引子，我们成了忘年之交。想不到北大对这样一个外国人也具有这么大的魅力。这给我在英伦的学习增添了不少信心。 

    一年后，我拿了一个硕士学位，香港理工学院（现在的香港理工大学）聘请我做讲师。当时的理工学院只设有文凭及高级文凭课程，尚未有学位课程。随着形势的发展，90年代就逐步开设学位课程。为此，院里另设“学位课程学院”任教。众所周知，内地大学在改革开放前是不设博士学位的。这意味着象我这样的教师以后就不能教授学位课程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院特设一个面试小组进行甄别。数学系还请了著名的数学家郑绍远教授做小组的主要成员。 

    进入“学位课程学院”对我来说是志在必得。我做了充分应战准备，但心情还是相当紧张。面试开始，我简单介绍自己的情况及意愿。主持者就请郑教授发问。他问：“你认识姜伯驹吗？”“认识，他是我同届同学。”又问：“张恭庆呢？”“认识，他是比我低一届的学弟。”他说：“主席，我没有问题了。”面试到此结束。我松了一口气，知道面试通过了。因为郑教授问的姜伯驹和张恭庆都是北大数学系的名教授，而且是响当当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当我走出面试室，心里有一股难言的滋味涌上来：北大一代又一代的优秀教师，他们在学问的讲坛上鞠躬尽瘁，树起一座又一座学术的丰碑，赢得四海之内学人连绵不绝的叹服与仰慕。我并不优秀，却一直在北大光辉的庇护下闯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使我一生幸运。 

    北大，你给我的太多了！

访谈时间：2013年6月6日星期四，上午9:00-11:50

访谈地点：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杨乐院士办公室

受访人：杨乐院士

访谈人：李文林、程钊、杨静

访谈人：中国现代数学如果从1913年北京大学数学门成立算起的话，到今年正好一百年。这一百年里，几代数学家拼搏奋斗，才有中国现代数 学这样繁荣的局面。我们今天从您就读过的北京大学谈起。您1956年考取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数学系，能不能谈谈您当时亲身经历的北大数学系的情况？

杨乐：我进入北大数学系学习，应该说机遇是比较好的，1956年国家提出了“向科学进军”。有的同学1955年参加升学 高考，但由于政治原因——政审不合格，没有被录取，又在1956年再考。像这样的同学，业务成绩还是相当好的，但是政审不合格， 比如有海外关系。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原因，这很难判定，使得在1955年没有考入大学。后来知道，在我们同学中就有这样的情况。然而到了1956年，就完全凭考分进入北大了。

当时虽然说大学里工科最热门，因为20世纪50年代是建设的高潮，所以很多年轻人的志愿是当工程师，因此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热门专业的录取 分数还是相当高的，但是北大的数学系、物理系的录取分数也很高。因为在各个中学，有一些学生对数学、物理很有兴趣。也还有一些学生是由于 色盲、色弱而不能考工科，加上对数学或者物理有兴趣，就上了数学系或物理系。应该说，当时北大数学系或物理系，招的学生是非常优秀的。1956年入学的学生，就是这个情况。

当时北大的教师力量相当强，因为1952年院系调整，除了北大原有的教师力量外，还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老师并入了北京大学，所以教授的阵容是相当强的。

再加上20世纪50年代，翻译了一批苏联比较好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在图书方面条件也非常好。

长期以来，国内外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学学的初等数学和大学学的高等数学之间存在一道鸿沟。大学学的数学一是 内容要多得多，二是理论性和概念性要强很多，这是中学数学完全不可比拟的。在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有的常春藤大学的数学 教授说，刚进大学的学生没有思想准备和认识，认为自己在中学里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到了大学里，数学理所当然也会很优秀。其实这中间 有一个比较大的跳跃，或者说有比较大的差异。

其实在过去，比如王元常常讲，他们大学一年级念的是初等微积分，没有多少理论性的内容，包括实数完备性、极限和连续性的精确理论和描述 都没有。刚开始就是算题，比如算一些函数的极限、导数和积分。然后到大学四年级才学所谓高等微积分，就是现在的ε-δ说法，或者说微 积分学引论，从建立实数的完备性到极限与连续函数理论，有非常精确的描述。但是“院系调整”之后，学了苏联的办法，从大学一年级开始 学微积分的时候，数学系就是按照这样的教法来教的。这个和中学，有相当大的不同，所以很多学生感到不适应。

另外，那时有个特点：各个地方的中学都还不错，尤其是江苏、浙江、安徽这几个省有一些很好的中学，这些地方比较有 传统，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比北京、上海、天津这些大城市的学生差。不像现在好的中学都集中在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似乎比中小城市的中学要强很多。

我刚才说过，我们的同学大多是在中学对数学有兴趣，而且成绩相当突出的。然而由于大学内容比中学有相当大的不同，所以很多同学 不太适应。我们那个时候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刚教了一个月的微积分，老师想看看同学的情况怎么样，看看教学效果，就进行了一次稍微正式点的 平时测验。试题布置下来，有超过三分之一、将近二分之一的同学考试不及格。这给同学很大的打击。因为这些同学在中学数学成绩从来是 非常突出的，对数学有爱好，而且自认为考试应该是完全不成问题的，怎么一考居然不及格。于是，很多同学开始觉得自己不适合学习数学。

实际上，那时学生的程度是相当好的，进了大学以后也非常用功。老师的质量和采用的参考书都很好。那时北大数学系一年级的 学生学习“三高”，即：数学分析、解析几何、高等代数。比较重的分量放在数学分析上。其实这有点受苏联的影响。整个大学数学课程都有 这个倾向，就是数学分析的课程分量很重。

那时教我们数学分析的是董怀允，现在中国数学界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位学者，他在“文革”中逝世了。那时候，他还比较年轻，刚刚提升为讲师，应该说水平是不错的。他讲微积分，列了7套参考书，差不多都是苏联的教程，比如第一本是辛钦（A. Я. Хинчин）的《数学分析简明 教程》，第二本是菲赫金哥尔茨（Γ. M. Фихтенгольц）的《微积分学教程》，第三本是斯米尔诺夫（В. И. Смирнов）的《高等数学 教程》。前面六套用的是苏联的，第七本是哈代（G. H. Hardy）的《纯粹数学教程》。